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庐山会议形成的看法必须打破(1)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1-29 9:23:43 点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庐山会议形成的看法必须打破(1)
对庐山会议，许多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渲染毛泽东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到今天，由于庐山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我们估且就根据公开宣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拼凑一下庐山会议的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结论。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到今天，由于庐山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我们估且就根据公开宣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拼凑一下庐山会议的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结论。
一、庐山会议前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连续大力纠了8个月“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为何要讲这个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注：这些题目实质上反映出了庐山会议的目的）。后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连续大力纠了8个月“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为何要讲这个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注：这些题目实质上反映出了庐山会议的目的）。后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期原计划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这也可从李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其本定于7月中旬等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婚礼，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后延期至7月23日，后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后，又进一步于8月1日—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日—7月15日，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等；第二阶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陈云因病未能参加；第三阶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间的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期原计划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这也可从李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其本定于7月中旬等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婚礼，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后延期至7月23日，后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后，又进一步于8月1日—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日—7月15日，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等；第二阶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陈云因病未能参加；第三阶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间的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做会议讲话。到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前段工作概括了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综合平衡、群众路线、领导、质量四个层面上，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是否可将过去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肯定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作法。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毛泽东强调了团结问题。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6月29日初定的十四个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到十九个：1、读书问题，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2、当前形势问题，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任务问题；4、明年的任务问题；5、四年的任务问题（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如何过日子）；14、粮食三定政策问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国际形势问题；19、团结问题（注：毛泽东6月29日和7月2日的两次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围绕这十九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8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注：当时为何把庐山会议比做神仙会？周恩来为何也是主张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看下文后将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对全局做了归纳，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评：为何要指出这一点？是针对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问题（注：为何要反复提团结问题？），并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1、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2、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3、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插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这个“上”，是指谁人？）；4、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注：此时毛泽东为何谈起了蒋干提供了假情报和曹营情况难办的故事？）；5，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指陈云）。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注：注意气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想给主席写封信（注：会议本已公开讨论了多日，即将结束，彭德怀为何在此时说出要给毛泽东写封信？为何要采取写信的方式？）。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
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注：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有一句“头一稿，大家轰掉了”。似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会议的延期）。同日，彭德怀将修改整理的信要参谋抄正，在信上署名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7月16日，毛泽东只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没做任何评论，印发到各组（注：7月14日以来，会议各组正在讨论《议定纪录》第一稿。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似是想把彭德怀的意见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因为彭德怀是在西北组，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会议延长一周到7月23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注：从新增加的人员上看，与现在流传的毛泽东特意搬来了“救兵”的说法似不相符）。这些事具体由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明显是想征求陈云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看法，可惜陈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延期、重新编组、增加入会人员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
各小组讨论中，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赞成彭德怀的精神，批评信的措辞；—些人说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的人对彭德怀的信很不满意，反应激烈，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并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讨论中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注：目前尚见不到“反应激烈”的一些具体人的“很重”意见）。 。毛泽东一直没有参加会议讨论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彭德怀解释的内容）。胡乔木作为《议定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组会议发言中对《议定纪录》做说明。他说《议定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这次会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议定纪录》起草者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一种看法（注：不知胡乔木当时是否与彭德怀一个组）。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时的毛泽东主张的是欠债要还、缺点要改、有气要泄。那些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是哪些人呢？毛泽东找他们谈话了吗？）。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满，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注：那么多入会的高级领导人，只是柯庆施、李井泉这两个小人物不满吗？）。
以上这些，足见当时的争论已是相当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表任何态，也没参加讨论会议。
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注：这很关键，但讨论了哪些内容，现在看不到资料。按毛泽东原来的意见，23日是要结束会议的）。是夜，毛泽东的情绪极其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注：为何碰头会之后毛泽东如此烦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主要内容包括：1、严肃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触不得，对别人提的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希望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对总路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也要硬着头皮听（注：指有“左”的错误的一些人）；一种是在紧急的关头，有的同志有些动摇。2、有话就要讲，共产党员不能明哲保身怕讲话。3、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4、对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错误的人，对有动摇思想的人，都不能乱扣帽子。5、犯错误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应总结经验，深入学习研究。6、有责任就要承担，都吐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7、进一步讲了团结的问题，强调在这关键的时候要统一思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注：讲话见附件。从讲话的内容和节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毕竟是一帮“山大王”已大吵了许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会议。注意毛泽东讲话的最后一句“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
7月23日，延长后的会议本应结束（注：7月16日会议延长一周后的时间是7月23日）。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再延期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会议本在23日结束和毛泽东“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主张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注：这个调子显然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后确定的，但确定这个调子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谁在背后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即应该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的做法，并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2、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3、谈到了右倾的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前一时期反了8个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原则的。会议上曾印发过好多右派的攻击材料。但这些动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确定的，谁在背后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同日，毛泽东找陈伯达、田家英谈了一次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注：毛泽东为何要找他们几个谈话？是谁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注：八届八中全会肯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毛泽东，为何又宣布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再改变着自己的主张呢？在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其婚礼本定于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后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时宣布八届八中全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开修改过去一段时间执行的“高指标”，然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二是讨论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对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注：这是否是会议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议定纪录》），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注：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这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毛泽东，面对这帮“山大王”，是多么的无奈）。同日，毛泽东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注：注意细读这个批语）。
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注：为何毛泽东要亲自下停战令？是谁在向胡乔木们开战？）。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庐山会议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和整个过程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在纠左的同时，“讲一点”注意出现右倾情绪和立场问题，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在党的会议上也是完全应该提出的。会议上，即使印发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说，即使党内彭德怀写了封信、有一些同志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各小组发言中有激烈的争论，有人提议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直到一再延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31日结束，毛泽东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决定，更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为什么却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么原因又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主张呢？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围绕这十九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8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注：当时为何把庐山会议比做神仙会？周恩来为何也是主张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看下文后将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对全局做了归纳，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评：为何要指出这一点？是针对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问题（注：为何要反复提团结问题？），并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1、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2、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3、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插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这个“上”，是指谁人？）；4、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注：此时毛泽东为何谈起了蒋干提供了假情报和曹营情况难办的故事？）；5，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指陈云）。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注：注意气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想给主席写封信（注：会议本已公开讨论了多日，即将结束，彭德怀为何在此时说出要给毛泽东写封信？为何要采取写信的方式？）。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
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注：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有一句“头一稿，大家轰掉了”。似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会议的延期）。同日，彭德怀将修改整理的信要参谋抄正，在信上署名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7月16日，毛泽东只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没做任何评论，印发到各组（注：7月14日以来，会议各组正在讨论《议定纪录》第一稿。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似是想把彭德怀的意见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因为彭德怀是在西北组，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会议延长一周到7月23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注：从新增加的人员上看，与现在流传的毛泽东特意搬来了“救兵”的说法似不相符）。这些事具体由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明显是想征求陈云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看法，可惜陈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延期、重新编组、增加入会人员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
各小组讨论中，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赞成彭德怀的精神，批评信的措辞；—些人说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的人对彭德怀的信很不满意，反应激烈，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并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讨论中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注：目前尚见不到“反应激烈”的一些具体人的“很重”意见）。 。毛泽东一直没有参加会议讨论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彭德怀解释的内容）。胡乔木作为《议定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组会议发言中对《议定纪录》做说明。他说《议定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这次会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议定纪录》起草者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一种看法（注：不知胡乔木当时是否与彭德怀一个组）。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时的毛泽东主张的是欠债要还、缺点要改、有气要泄。那些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是哪些人呢？毛泽东找他们谈话了吗？）。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满，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注：那么多入会的高级领导人，只是柯庆施、李井泉这两个小人物不满吗？）。
以上这些，足见当时的争论已是相当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表任何态，也没参加讨论会议。
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注：这很关键，但讨论了哪些内容，现在看不到资料。按毛泽东原来的意见，23日是要结束会议的）。是夜，毛泽东的情绪极其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注：为何碰头会之后毛泽东如此烦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主要内容包括：1、严肃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触不得，对别人提的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希望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对总路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也要硬着头皮听（注：指有“左”的错误的一些人）；一种是在紧急的关头，有的同志有些动摇。2、有话就要讲，共产党员不能明哲保身怕讲话。3、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4、对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错误的人，对有动摇思想的人，都不能乱扣帽子。5、犯错误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应总结经验，深入学习研究。6、有责任就要承担，都吐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7、进一步讲了团结的问题，强调在这关键的时候要统一思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注：讲话见附件。从讲话的内容和节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毕竟是一帮“山大王”已大吵了许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会议。注意毛泽东讲话的最后一句“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
7月23日，延长后的会议本应结束（注：7月16日会议延长一周后的时间是7月23日）。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再延期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会议本在23日结束和毛泽东“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主张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注：这个调子显然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后确定的，但确定这个调子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谁在背后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即应该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的做法，并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2、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3、谈到了右倾的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前一时期反了8个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原则的。会议上曾印发过好多右派的攻击材料。但这些动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确定的，谁在背后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同日，毛泽东找陈伯达、田家英谈了一次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注：毛泽东为何要找他们几个谈话？是谁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注：八届八中全会肯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毛泽东，为何又宣布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再改变着自己的主张呢？在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其婚礼本定于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后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时宣布八届八中全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开修改过去一段时间执行的“高指标”，然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二是讨论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对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注：这是否是会议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议定纪录》），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注：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这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毛泽东，面对这帮“山大王”，是多么的无奈）。同日，毛泽东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注：注意细读这个批语）。
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注：为何毛泽东要亲自下停战令？是谁在向胡乔木们开战？）。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庐山会议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和整个过程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在纠左的同时，“讲一点”注意出现右倾情绪和立场问题，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在党的会议上也是完全应该提出的。会议上，即使印发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说，即使党内彭德怀写了封信、有一些同志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各小组发言中有激烈的争论，有人提议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直到一再延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31日结束，毛泽东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决定，更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为什么却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么原因又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主张呢？
三、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
关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目前见不到众多与会者的发言和更多的资料，只能见到毛泽东的几个讲话，这样一来，就给人一个印象：1、只有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了；2、批判彭德怀是错的。
很长时间以来，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是源于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是最大的一次。7月14日彭德怀将秘书修改好的信送给毛泽东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会议延期，把信改成“意见书”印成文件讨论。当7月16日下午，彭德怀在会议上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后，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并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这一说法，起码给人留下以下疑惑：1、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从历史记载的“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到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提到的“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来看，头一稿《议定纪录》没有通过似是会议延期的真正原因。而彭德怀的信只是后期进一步讨论中“供各同志参考”的一个意见。2、彭德怀的信并没有万言，但其中俸杨毛泽东的成份很大，毛泽东怎会因此信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呢？毛泽东见到此信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的证据又在哪里呢？3、据历史记载，7月10日、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2日毛泽东有过大会讲话，7月27日似没有参加会议，怎会于7月27日的会议上留下“高亢洪亮的语音”呢？4、从彭德怀“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这句话分析，激烈冲撞的时间似于7月27日不符。从7月14日彭德怀信的语调及14日前会议是“神仙会”的气氛上来看，7月16日前彭德怀似没有骂娘的理由，倒是从7月16日后有这个可能。如果从7月16日开始骂娘20天算起，时间应在8月6日左右，即在 8月1日至 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5、彭德怀骂了20天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把其信公开化了，使自己的对立面认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他们的御状，引起了对立面的强烈反响，所以对毛泽东恼羞成怒了呢（注：弄清这一点非常关键）？
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他虽不够级别参加会议，但是他有条件最近距离地观察毛泽东。关于八届八中全会这一个时间段，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注：毛泽东宣布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但为何没去参加？会议为何吵得很厉害？吵的内容是什么？会议是否违背了毛泽东7月29日宣布召开中央全会时的初衷？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的内情是什么？为何只是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剃光头的心态是什么？）。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这是后话。
7月31日--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注：这两次会议目前都没见到正式会议记录，现社会上所引会议内容资料，均来自一个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属孤证）。
8月1日，毛泽东把29日印发的三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并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讲话。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晚，刘少奇主持会议，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四、庐山会议之后
八届八中全会后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这个时期，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于4月份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并由他组阁；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了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了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主要是反修、防修等。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事组合，使得自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就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在有些方面有些区域故态复萌。
8月2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第7天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毛泽东主要是反左但也要注意反右的指导思想和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
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下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常委们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这样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在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这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河南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就是这样糟糕，被批判的右倾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从1958年8月以来对反“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后，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程度普遍有了提高，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并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关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目前见不到众多与会者的发言和更多的资料，只能见到毛泽东的几个讲话，这样一来，就给人一个印象：1、只有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了；2、批判彭德怀是错的。
很长时间以来，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是源于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是最大的一次。7月14日彭德怀将秘书修改好的信送给毛泽东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会议延期，把信改成“意见书”印成文件讨论。当7月16日下午，彭德怀在会议上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后，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并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这一说法，起码给人留下以下疑惑：1、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从历史记载的“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到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提到的“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来看，头一稿《议定纪录》没有通过似是会议延期的真正原因。而彭德怀的信只是后期进一步讨论中“供各同志参考”的一个意见。2、彭德怀的信并没有万言，但其中俸杨毛泽东的成份很大，毛泽东怎会因此信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呢？毛泽东见到此信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的证据又在哪里呢？3、据历史记载，7月10日、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2日毛泽东有过大会讲话，7月27日似没有参加会议，怎会于7月27日的会议上留下“高亢洪亮的语音”呢？4、从彭德怀“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这句话分析，激烈冲撞的时间似于7月27日不符。从7月14日彭德怀信的语调及14日前会议是“神仙会”的气氛上来看，7月16日前彭德怀似没有骂娘的理由，倒是从7月16日后有这个可能。如果从7月16日开始骂娘20天算起，时间应在8月6日左右，即在 8月1日至 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5、彭德怀骂了20天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把其信公开化了，使自己的对立面认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他们的御状，引起了对立面的强烈反响，所以对毛泽东恼羞成怒了呢（注：弄清这一点非常关键）？
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他虽不够级别参加会议，但是他有条件最近距离地观察毛泽东。关于八届八中全会这一个时间段，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注：毛泽东宣布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但为何没去参加？会议为何吵得很厉害？吵的内容是什么？会议是否违背了毛泽东7月29日宣布召开中央全会时的初衷？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的内情是什么？为何只是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剃光头的心态是什么？）。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这是后话。
7月31日--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注：这两次会议目前都没见到正式会议记录，现社会上所引会议内容资料，均来自一个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属孤证）。
8月1日，毛泽东把29日印发的三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并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讲话。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晚，刘少奇主持会议，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四、庐山会议之后
八届八中全会后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这个时期，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于4月份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并由他组阁；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了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了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主要是反修、防修等。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事组合，使得自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就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在有些方面有些区域故态复萌。
8月2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第7天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毛泽东主要是反左但也要注意反右的指导思想和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
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下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常委们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这样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在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这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河南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就是这样糟糕，被批判的右倾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从1958年8月以来对反“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后，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程度普遍有了提高，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并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五、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的时间（1958年8月—1959年4月）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58年11月2日—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21日—27日的武昌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11月28日—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严肃批评否定商品生产、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和“浮夸风”，亲自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共产风”，说“‘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这些场面是何等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8个月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正着的事，“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已选定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一个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政府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而是要循循善诱，“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这就是毛泽东在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起秦穆公故事的原因。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另—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德怀于死地。“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没有人肯为了大局退一步，党的团结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团结这条底线此时是触不得的，这是有现实原因的：由于过去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毛泽东一再批评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错误，加上1959年开春的全国大范围干旱，造成了夏收的严重减产，形式非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假如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那么经济上全面崩盘、社会政治上出现混乱的可能是极大的，那时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且刚刚完成了社会义改造。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注：《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注：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注：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意思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企图搞军事政变的伪君子！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等等，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本不想打倒彭德怀。一是他认为彭德怀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二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需要搞好政治平衡。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但刘少奇—些人却咬住彭德怀不松口。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彻底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必将导致党内、政府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仅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就这样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批判彭德怀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的时间（1958年8月—1959年4月）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58年11月2日—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21日—27日的武昌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11月28日—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严肃批评否定商品生产、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和“浮夸风”，亲自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共产风”，说“‘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这些场面是何等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8个月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正着的事，“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已选定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一个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政府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而是要循循善诱，“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这就是毛泽东在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起秦穆公故事的原因。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另—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德怀于死地。“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没有人肯为了大局退一步，党的团结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团结这条底线此时是触不得的，这是有现实原因的：由于过去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毛泽东一再批评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错误，加上1959年开春的全国大范围干旱，造成了夏收的严重减产，形式非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假如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那么经济上全面崩盘、社会政治上出现混乱的可能是极大的，那时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且刚刚完成了社会义改造。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注：《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注：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注：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意思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企图搞军事政变的伪君子！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等等，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本不想打倒彭德怀。一是他认为彭德怀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二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需要搞好政治平衡。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但刘少奇—些人却咬住彭德怀不松口。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彻底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必将导致党内、政府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仅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就这样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批判彭德怀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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