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庐山会议”风云录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时间：2008-1-29 9:24:32 点击：

　　　　　　　　民国“庐山会议”风云录
徐顺民

      谈起庐山会议，今天的人们大多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三次会议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诸重大事件和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连，涉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以及林彪、陈伯达等的政治沉浮，了解的人很多。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也曾在庐山召开过11次会议，每次会议也都是中国政治、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的庐山牯岭，越来越受到政界青睐，民国时期这里曾被辟为“夏都”。政界要人、名公巨卿经常登临此岭，商谈国家军政大事。
      自民国15年(1926)至26年(1937)，国民政府先后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有11次。史称：“庐山会议”。当时，在人们眼中，牯岭的“泉石之清幽，风云之变幻”，曾一度成为“民族复兴的圣地”。但最终民众的希望成为泡影，国民党大陆的政权也最终“灰飞烟灭”。这11次“庐山会议”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道清晰的履痕。
      1926年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他的“御林军”棗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进驻南昌。北伐军进赣后，蒋介石渐渐感到自己所辖的8个军，大多是乌合之众，只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叶挺独立团，如一只猛虎，所向无敌。他将这两种类型的部队进行比较，发现了提高部队素质的“密诀”，开始意识到“政治”对一个部队来说可力敌千钧。于是，决定在庐山召开一个由各军军长参加的会议，专门商讨“整理军事政治”问题。因此，1926年11月底，以“民国军事委员会”名义，在庐山举行了第一次“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在政治问题方面重点研究：整理军事，扩充队伍，加强军队党务，政治训练；加强政治建设，注重对政治人员的考核，革除政治方面的一切积弊；整理财务，统一各省财政和币制等三方面的问题。总参谋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二军军长谭延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等十余人参加会议。会后，各军进行了短时的军事、政治训练，并给师、团、营、连配备了政治干部。据称“部队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过“宁汉”、“蒋桂”、“蒋冯”、“蒋冯阎”战争以后，蒋介石作为新军阀混战中的胜利者，更加肆无忌惮地集中人力、物力和兵力，于1932年6月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他自任“剿共总部”总司令，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剿共”总司令，调集50余万军队，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为了强化这次“围剿”，是年6至8月，连续召开了四次“庐山会议”。
      第一次6月14日至15日举行，召集江西、广东、福建地区“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和“围剿”将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及行政院长汪兆铭、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训练总监李济深、中委张人杰等到庐山开“围剿会议”。重点商讨“围剿”、外交、财政等问题。会议期间，日本已在侵占东三省以后，又开始了向热河、察哈尔及关内进行新的侵略，并公然宣称热河省是伪满的一部，长城是伪满的国界。为了缓和北方政局，专心实施“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围剿”计划，蒋介石特召“东北调查团”民国代表顾维钧到会，汇报东北调查情况，以便制定应付方针。
      经过一天一夜的商讨，对“围剿”、外交、财政等问题，都形成了决议：“围剿”问题，会议决定“三省”按计划同时会剿，并制定了九项具体行动方案，即扩张人民自卫团，筹组剿共义勇军，统一民众武力，清理红区土地，“复兴”农村，抚绥流亡，整饬地方政治，厉行县长考绩，建设河南、湖北、安徽及江西、湖南、广东边区公路；外交方面，对日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军事与外交相辅进行”的策略；同时恢复中俄外交，对满州重新组织反“满州国”的军事行动。另外还对上海圆桌会议、湖北暴动，北方形势等问题，作出了决定；财政问题，极力“开发财源”以度难关。
      第二次于6月21日举行，蒋又召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五省军政长官，汇聚牯岭，再次举行“围剿会议”。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剿共”要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即强调“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长驱直入，一举“歼灭”。
      1932年，蒋介石组织了两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即5、6月的第二次围剿和7、8月的第三次围剿。一年中连续组织两次围剿，可见蒋介石“全力剿共”决心之大。但由于对日关系危机日益加剧，他不得不猝然结束这两次围剿。
      第三次7月31日，林森、蒋介石电约汪兆铭、财政部长宋子文等来牯岭赴会，就日军侵犯热河事，商讨御侮大计。磋商结果，以政府名义请英法两国公使出面调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主张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加强与列强各国的友好，首先谋求国内“统一”。
      第四次8月18日，民国政府中枢诸人，再次应召登牯岭举行会议。会议对内政、外交进行了研究。决定统一国税，裁减冗军，重新调整对日外交策略，明令张学良进驻热河，以资抵抗，暗示何应钦北上，“统一”华北，设法收编、遣散热河境内义勇军，“使日军失去进攻热河的借口”。
      正当日军步步紧逼，民众抗日声浪日高一日的时候，蒋介石仍大喊：“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从而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订。
      迫于日军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民国政府“反复向国联提出申诉，但国联仅作出了不承认满州国的决定，根本不考虑华北问题。”蒋介石面对这个现实，将谋求维持现状的希望寄托于“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上，寻求对日谈判的渠道。为此紧锣密鼓举行有关会议，商讨应付时局的对策，仅1933年的6至9四个月，就在牯岭召集了五次“庐山会议”。
      第一次5月28日，即塘沽协定签定的前三天。牯岭“蒋公馆”内的灯光通宵达旦，一个突然屈服的决议便在这里拍板定案。据《庐山续志稿》载：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汪兆铭、立法院长孙科、秘书长杨永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开中常委紧急会议。当时在山的罗文干(外交部长)、马超俊、曾仲鸣、王世杰、陈绍宽、梁寒操等列席了会议。29日晚，内政部长黄绍赶来赴会，向会议报告了华北情形，日军于5月24日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已处在三面被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会议开至深夜，与会人员都认为停战交涉是个办法，并定下交涉的基调：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只限军事，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批准。会议还决定速发专电给何应钦，电文首先表示对他的一味妥协给予谅解：“唯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
      5月31日，中方最高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在庐山拍板的这个“协定”，是民国创建后第一个奇耻大辱的“协定”。从此，打开了华北的大门，为日军进一步侵占整个华北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7月25日至28日，该年度第二次“庐山会议”在牯岭举行。汪兆铭、海运部长陈绍宽、铁道部长顾孟余、交通部长朱家骅、铁道部长曾仲呜，黄郛、黄慕松等参加了会议。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陈仪、毛邦初、徐培根、钱昌照等十余人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会商修明内政、改善党务、改进军事外交、修筑铁路、救济华北灾区、处理察哈尔事件和新疆省第二次政变等事宜。
      该年度第三次“庐山会议”于8月12日至13日举行。汪兆铭、李烈钧中委及中枢委中，会商对华北善后问题，同时讨论了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围剿”军事推进部署和对察哈尔事件善后处理等要案。
      第四次会议，8月15日召开，为了制定“第五次围剿”计划，蒋介石电召各路国民党军将领速登庐山开会。
      历史早已作出结论，上述三次“庐山会议”以后，蒋介石更加强化了对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派出16个师约20余万兵力围攻抗日同盟军。同时，封锁铁路交通，断绝全国人民对抗日同盟军的援助，终于迫使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卸去总司令职务。在完成扼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他认为已减轻了“安内媚外”的后顾之忧，高唱：“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并开始在庐山组建军官训练团，为“围剿”培养骨干。在1933年，他又纠集了100余万军队。配备了200架飞机，聘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包围，于10月16日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9月5日晚，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牯岭别墅里，举行了该年度第五次“庐山会议”。据有关史料记载：行政院长汪兆铭和宋子文、孙科、吴铁城、邹琳、吴稚晖、张静江、唐有壬、曾仲鸣、陈昭宽、李石曾、黄郛、驻日公使蒋作宾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宋子文报告出访欧美及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情况。他要求民国财政部公布新的税制，并成立一个国际资询委员会，为中国大工业和铁路建设获得长期信用贷款。会议认可了宋子文的报告和建议，决定推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
      “塘沽协定”签定后的1933年下半年，对于民国政府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蒋介石如“水中按葫芦”，按下了这边的，那边又浮起来。最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福建事变”。被蒋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在其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抗日反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废除国民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派八个师和数十架飞机向福建进攻。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十九路军从此在国民政府的军政档案中消失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为了实现占领中国并独霸亚洲的目的，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庐山军官训练团停办。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及各军总指挥，又电邀全国名流学者、大学校长及全国的军政要人到庐山，参加在这里举行的谈话会。这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次“庐山会议”。即第十一次“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谈话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在中国共产党声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使与会者深深地感到：“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由此，全面抗战的狂飚疾风，迅速地在神州大地上愈刮愈猛，扫除了一般民众政治上的冷漠，代之而起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为国捐躯精神。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会上，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庐山谈话”，指出日寇侵略中国已蓄谋6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要为正义而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一“宣言”、“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也宣告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号角已经吹响，也为庐山的历史写下了鲜艳辉煌的一笔。
      回眸民国这段既灰暗苦涩又耐人思索的历史，令人清晰地感到，民国“庐山会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