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纯粹从业务上讲，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老总的那次发火和反击是大大地错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认识到，大跃进中的左的倾向已经太重从而需要反冒进。但是，也许更多的人把这次会议上的斗争视为一次政治事件。刚刚去过苏联与对中国的公社化运动等颇为反感的赫鲁晓夫有过接触的彭元帅和显然有所准备的张闻天一文一武的一唱一和，让对阶级斗争的重视大大地高于经济建设的毛泽东陡然提高了警惕。一群对毛泽东、对当前政治、对相关经济决策颇有微词的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几个秘书都被划到了另类的圈子里，而彭黄张周更是被确定为“军事个乐部”的核心成员。

　　也不排除毛泽东寻隙对彭大将军的反击和打倒是“蓄谋已久”。较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肯定不愿意放任一个历史上与自己的合作并不是特别和谐的将军充当国防部长。毛泽东在庐山讲话中所提到的“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井冈山打游击”之类的说词，便充斥着这种不信任甚至戒备。

　　毛泽东对彭大将军的“斗争”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释兵权”和放逐功臣之举。毛泽东不是皇帝，共和国的政权也拒绝采用封建的模式，但是，毕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从封建的土壤是成长出来的，而在一定程度上的某些上下级关系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封建残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环境并不影响毛泽东用去日帝王的思维思考周边的政治形势。

　　过分的毁和过分的雀都不是客观的态度，其中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对当事人的行事合理性进行大背景和深入内心的分析。对庐上会议上的毛泽东，也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