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在九江的阴谋策划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1-29 9:26:21 点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在九江的阴谋策划
殷育文
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离开九江，乘“楚同”舰东下安庆，26日到达上海，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18日又在南京成立他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
这一切似乎来得很突然。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九江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安排，已经为公开叛变革命，成立南京政府作了充分准备。
眼看计划破灭 产生自杀念头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计划北迁。16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中央执委宋庆龄等迁都调查委员，离粤北上考察迁都事宜。23日，兵屯南昌的蒋介石迫不急待地派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赴粤，游说中枢，迁都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邓演达、张发奎即飞抵汉口，为迁都武汉作准备。此时，鲍罗廷一行尚在北进途中，30日到达南昌后才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大家顿感惊讶。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决定12月7日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12月7日，中央会议在牯岭仙岩旅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鲍罗廷一行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外，还有在赣的中央委员、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及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及专程从鄂赶来的邓演达等。开始，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作出了一些决定，蒋介石都未表示异议。正当会议将要结束时，蒋却突然提议迁都南昌，要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真正的“理由”蒋介石不能明说。一个月前，蒋介石正率领北伐军鏖战江西时，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省区执委联席会议上，一致要求罢免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和蒋的盟兄张静江代理主席一职，后考虑前方军事正急，才以大局为重，没有作出决定，但也使蒋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还很脆弱，今后要牢牢控制住党政中枢。蒋之所以又要迁都南昌，是因为南昌在蒋的第一军控制之下，可以把他的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而此时的武汉革命形势高涨，民主空气很浓，蒋很难实行独裁。
蒋介石出尔反尔，引起大家强烈的不满，大家不理会蒋的无理要求，于8日下山到浔，9日赴汉，13日在武昌组成了有鲍罗廷、徐谦、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蒋作宾、柏文蔚、王法勤等参加的党政联席会议，徐为主席，临时行使国民党最高职权，避免党政中枢大权继续为蒋所操纵。
12月31日，第二批北迁人员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阖、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张静江、中宣部长顾孟余、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何香凝等抵达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数次捐巨资帮助孙开展反清反袁的斗争，深得孙的信任。随后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拉蒋与许崇智三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张以盟兄的身份对蒋备加关照。中山舰事件后，张从上海来到广州，为蒋各方斡旋，成为右派核心人物。这次张的到来，使蒋介石特别兴奋，他在当晚除夕宴会上说：“今天各位从广州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宴罢，蒋介石将张静江、朱逸民夫妇接到自己的住所，蒋向张把迁都的事叙述了一遍，张表示支持蒋的意见。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由于张静江第一个表示支持蒋介石，会上很快通过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的决定，结果遭到武汉党政联席会议的强烈遣责。蒋介石把谭延阖和张静江、朱逸民夫妇及自己的第三夫人陈洁如(陈与张家关系密切是朱好友)送到牯岭仙岩旅馆安顿后，决定亲自到武汉看个究竟，于12日抵达汉口。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南昌去，结果不仅没有说服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部长同他一道回南昌，还接连遭到革命群众的指责、同僚们的冷笑，鲍罗廷的批评，他那里受得了，于18日晚仍乘长安轮返回，19日到浔，直奔牯岭向张静江诉说在汉的“遭遇”，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羞辱。
北伐出师前，39岁的蒋介石，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有一个利用苏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在北伐中统一中国，实现他霸业的秘密计划。现在，眼看自己的地位、前途、名誉在迅速滑落，他那个雄心霸业的计划要破灭，他全身迸发出强烈的怒气，冲出冲进。这下急坏了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张是个瘸子)，他深知蒋的性情暴烈，曾因悲观厌世，想跳江自杀，今天又要故态复萌，他连声大叫陈洁如，以防发生意外。陈洁如看到蒋的脸象猪肝一样红，手在发抖，也吓坏了，忙进入卧室，在衣架上的枪套中取出蒋的手枪，将它藏在床架顶上的长统皮靴里面。蒋介石怒不可遏，脑子一片空白，他翻箱倒柜，到处找手枪，想举枪自杀，结果没有找到。第二天，蒋才镇静下来，但脸上仍很苍白。
盟兄弟五人牯岭聚谋
正当蒋介石为迁都之争苦恼时，一位神密人物出现在蒋的身边。他，就是蒋的盟兄黄郛。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与蒋是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先后期校友，同创办反清杂志《武学》。武昌起义后，又聚首上海，参与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的活动，三个结拜金兰。二次革命失败后同流亡日本，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黄郛因反对孙中山要求党员向孙宣誓效忠的做法，与孙脱离了关系，与陈其美、蒋介石分手，此后在北京政府中担任总统府参事、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要职。他才气横溢，学识渊博，足智多谋，在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与黄郛在东京一别十年，很少联系，但深知黄的才干，蒋亟需像黄这样的高级智谋人物参与运筹，于是派张群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天津请黄来赣。张群是蒋介石结拜的盟弟，当年二人同船赴日读书，同回上海参加起义活动，北伐前夕被蒋从河南召到广州，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参与决策。张当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军，在国民党内也算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
1927年1月初，张群把黄郛接到九江，黄未公开露面，即与蒋同去武汉。黄去武汉目的有三：一是为蒋疏通与驻汉外国使节的关系；二是黄离天津前，中国银行答应在汉口中行可以信用透支一百万元作为供给蒋的饷项，这是给蒋一笔丰厚的见面礼，黄要去落实；三是直观一下武汉的时局，以便心中有数。
1927年1月下旬，黄郛从汉口、张群从南昌、戴季陶从上海赶到庐山，说是与蒋介石、张静江一起在牯岭仙岩旅馆过旧历年，实际上是帮蒋阴谋策划。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也是蒋的盟弟，蒋的忠实谋士，当年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孙逝世后，为蒋上台摇旗呐喊，逐步形成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中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文一武，配合得天衣无缝。戴是秘密到庐山的，为掩人耳目，向新闻界吐露赴汉，实际上到了九江就下了船。中国近代史上四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鬼使神差地成了蒋的拜把兄弟，聚集牯岭，为蒋出谋划策。蒋介石又抖擞起来，与十天前判若两人。
黄、戴、张到了牯岭后，四位盟兄弟与蒋形影不离，整天在蒋的住处密谋，作了多次策略问题的讨论。这四位盟兄弟虽然都是与蒋结盟，没有发生“横的关系”，但彼此都很熟悉，与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不过蒋介石更善于伪装，不轻易暴露出反共的真实面目。今天，向盟兄弟特别是黄郛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说：“中正对鲍罗廷的专制，早已恨之入骨，然北伐正酣，苏俄的大批军援尚不可缺，中正对鲍不能不有所让步，对共产党不得不有所饮忍。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黄郛在高谈阔论中向蒋提出了许多建议。他认为在外交上，中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苏俄都不善，而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力主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同时改变类似苏俄的组织。军事上，他认为与奉直作战，应联合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两支力量，这样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这些建议得到二张与戴的赞同，也与蒋的想法非常合拍。
盟兄弟五人经过几天的密谋，终于制定出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
其要点是：
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并适时地向国民明示这种政策。
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还要注重轻重缓急的处置。
三、力争早日克复宁沪，联络绅商，谋东南底定。
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五、分化瓦解武汉中央反蒋力量，尽快成立南京政府，揽络人才。
在牯岭过了旧历年，到了1927年2月初，这些盟兄弟的“大计”已定，遂下山分头行动。黄郛与张群肩负经济、外交两项使命奔赴上海，为迎接蒋介石进占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然后又奔赴河南拉拢冯玉祥，为后来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蒋介石对迁都南昌或是武汉也就无所谓了。当宋子文、邓演达授命赴赣与谭延阖、朱培德、程潜做蒋的工作时，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
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更增加了几倍。”蒋介石口蜜腹剑，又一次欺骗了人们。
密邀上海三大亨来浔
1927年2月中旬，应蒋介石的邀请，上海三大亨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从沪坐船秘密到浔，由蒋亲自接到了自己的临时寓所棗九江社会名流方栋家中，进行密谈。
杜月笙、张啸林，还有因年老不便行动的黄金荣，是上海滩青帮三大头子，他们的徒子徒孙遍布每个角落，其神通之广大，地位之煊赫，气焰之嚣张，在中外帮会历史上是罕见的。王晓籁是上海大买办、江浙财团之首虞洽卿的左右手，王自己也是上海商界的名流。蒋介石能把这三位请到九江来，主要靠蒋与虞洽卿、黄金荣的特殊关系。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穷困潦倒时，曾拜虞洽卿为义父(因虞怕涉嫌革命党未成)，又由虞引见黄金荣，拜黄为师，这样，蒋与杜月笙又是师兄师弟关系，蒋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深知上海青帮和商界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实际上对共产党不满，就先问起上海共产党的情况。
“一塌糊涂!”杜月笙抱怨，“把工人都动员起来搞什么武装起义，领头的都是共产党。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你在黄埔的老搭挡……”
“谁?”蒋介石惊愕地瞪大眼睛。
“是个什么黄埔主任，听巡捕房的讲叫啥周先生!”
蒋介石不满地说：“我晓得，叫周恩来，此人本事大得很，北伐开始，我想把他留在身边，他不干，跟我作对!”
“哪一天，把上海的那帮共产党也来打他一次!”张啸林语气中透出一股杀气。 “我们商界支持!”王晓籁积极表态。
杜月笙也表示：“现在我们只希望国民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蒋介石点头：“不急，还要看，以后有你们打的。”蒋的算盘，显然是在上海武装工人与盘踞上海的奉系北洋军展开博斗中，“坐山观虎斗”，然后再来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曾在上海滩混了几年，对上海流氓社会是熟悉的，现在，需要给他们改头换面。他想起当年孙中山曾利用哥老会、三点会帮会力量发动起义，成立“中华共进会”，作为协调各帮口力量的组织。辛亥革命后，这个会就被取消了。蒋决定拾起这块招牌来集结流氓，为我所用。蒋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得到杜、张的赞同，蒋问杜：“真正打起来，要多少时间才能解决上海的共产党?”
“二十四小时可以解决!”杜月笙回答得很干脆。蒋介石很满意。
蒋又问及虞洽卿的近况，王晓籁叹气摇头，说是日前总商会换届选举中，傅筱庵仗着孙传芳的支持，硬是把虞老挤下台，而王自己连个会董也没保住。蒋勃然大怒：“晓籁兄，请转告虞老，这个傅筱庵早晚总要让他看颜色的!”
后来蒋介石到上海，就把傅的商会主席搞掉了，仍由虞任商会主席，虞为蒋筹集了三千万元“清共”经费，作为回报。
四人密谈的时间不长，却达成共识，就是要帮蒋介石掌握上海。临别时，蒋介石一再向三大亨拱手：“拜托!拜托!”
杜月笙、张啸林返沪后，与黄金荣三人发起筹备“中华共进会”，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变成了“中华共进会”会员，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公开活动，成为蒋的一支庞大的“御林军”，在蒋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黄、杜、张因此成了“国家功臣”，同授国民政府少将谘议的官衔。
蒋宋二十四小时密谈
送走三大亨，蒋介石还有一件急办的事，那就是要与宋氏家族“掌门人”、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会面。蒋介石要上台，财政是一大难题，需要宋氏家族的帮助，而蒋与宋霭龄的几次接触中，发现宋的许多想法跟自己不谋而合，这是蒋要与宋面谈的主要原因。蒋派密使到汉送信，请宋霭龄来浔会晤。2月下旬，宋霭龄从汉口搭乘中国银行的汽轮抵达九江，她没有下船，而是叫蒋介石上船。两人避开所有其他耳目，进行了20小时长谈。蒋介石向宋霭龄亮出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底牌”，宋表示积极支持蒋“清共”，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蒋在经济、性格、威望、影响力方面之不足，表示要助他一臂之力。二人谈得很投机，很快达成一项政治交易：
蒋介石要求宋霭龄动员宋家关系密切的美、英等国及其设在中国的银行全力支持蒋介石；说服在武汉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大弟宋子文，转而支持蒋介石，抽掉武汉政府的财政基础，为蒋介石未来的南京政府输血；说服大妹宋庆龄放弃对武汉政府的支持，而到蒋的南京政府中任职，从而由宋庆龄确认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让汪精卫的党内一把手失去道统；说服二妹宋美龄嫁给自己为妻，这是蒋多年来的梦想。宋霭龄则要求蒋介石保证宋子文在新成立的南京政府中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并由孔祥熙担任新政府的阁揆；要求蒋正式休掉结发妻子毛福梅，“处理”掉第二个妻子姚怡诚；同仍在身边的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离婚，然后正式娶宋美龄为合法妻子，并且终身不得发生婚变；委任宋美龄现在的恋人刘纪文为南京市长，给他一百万元精神赔偿费。
密谈之后，两人分头行动。蒋介石把宋霭龄密谈的情况告诉了身边的陈洁如，要求陈为爱作出牺牲，避开5年，让他娶宋美龄以获取必要的支持，5年后再回到自己身边。最后威逼陈：“如果你不肯离开，我只有死在你的面前!”陈洁如比宋美龄还年轻10岁，身材与蒋介石差不多高，容貌也不在宋美龄之下，与蒋恩爱了7年，并不存在感情危机，但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抛弃自己的爱妻。在蒋的连哄带逼下，陈洁如先回到了上海老家。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将前三房妻妾一一打发。以5万美元送三夫人陈洁如赴美读书；以一幢洋房将二夫人姚怡诚安置在苏州居住；剩下的大夫人、蒋经国的亲母毛福梅，蒋请娘舅出面向毛摊牌，毛仍然可以做蒋氏祖宅丰镐房的女主人，条件是必须在形式上与蒋办理一纸离婚手续证明。4月15日，蒋介石委任刘纪文为南京市长。
宋霭龄的工作并不顺利。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她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说服了宋美龄与刘纪文挥泪分手，却遭到宋庆龄、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庆龄识破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不仅不支持蒋，还公开谴责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宋子文是公认的理财专家，他也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拒绝支持蒋。宋霭龄对蒋介石说，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可以争取过来，办法是软硬兼施，使其就范。蒋介石就在上海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给宋写恐吓信，派人封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没收了宋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在恐惧和动摇之中，宋子文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终于倒向了蒋介石。他完全听从宋霭龄的安排，返回汉口做宋庆龄的工作。但是宋庆龄坚决而明确地对他弟弟说，她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斗争。最后，宋子文当了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至于孔祥熙，蒋介石以宋霭龄没有做通宋庆龄的工作为由，只任命为并不显要的工商部长。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进入蜜月时期。
四出活动 讨好日本
蒋介石为了跟日本搞好关系，开始与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1927年1月26日，在黄郛的安排下，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奉日本政府海相财部彪的派遣来到牯岭，与蒋进行了广泛的、无拘无束的会谈。蒋介石向他的老师表示，理解“满州”与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认为对“满州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欢迎日本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指出，如果日本能够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即“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等一系列主张，“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底，蒋介石在牯岭会晤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对江户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江户将蒋介石的谈话内容，电告日本外相。
为了对日本表示亲善，蒋介石先后派吴铁城、戴季陶秘密访日，进一步与日本政府沟通关系。因为社会舆论特别是武汉方面的报刊，对蒋的上述异动多有揭露，因此，如何安排戴季陶访日，蒋与戴颇费了一番心思。
2月上旬，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从牯岭下山，改装和服，由浔乘襄阳丸轮赴沪，11日抵沪后行踪诡密，15日改用日本名字乘山城丸轮出海，25日抵达东京。期间，戴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进行了多次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介石对时局所持的立场和即将推行的“离俄清共”政策，谋求日本当局对蒋“谅解”和“合作”。通过会谈，日本政府确信蒋介石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将军”，确定了对蒋介石采取“怂蒋反共”的方针，进一步对中国革命进行分化瓦解。
参阅资料：
①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94年6月)
②《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
③解力夫、冯光《宋氏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
④《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
⑤梅剑《国共秘事》第一部(中国文史出版社)
⑥尹家民《蒋介石与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11月)
⑦《申报》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
(作者系九江市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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