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在九江活动片段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时间：2008-1-29 9:32:23 点击：

早春的战斗

----中共地下党在九江活动片段

吴少臣

(一九四七---一九四九)

      一、共产党员是革命种子
      一九四七年第二学期，江西省立九江中学和往年一样，按时开学了。高中一年级乙班报到了一批新生，在这批新生中，有一个年龄比一般学生大、为人诚恳正直、生活俭仆克苦而思想敏锐、观察力强的青年人。他善于团结同学，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的信赖。这位青年不是别人，他就是负有秘密使命、中共福建城工部地下党领导人翁绳金同志早期在福州发展的五个党员之一的詹逸群同志。
      詹逸群，福建省平坛县流水乡人，一九一九年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七岁时经亲友资助，就读于福清县明文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在平坛县历任教师多年。
      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福建城工部地下党负责人曾焕轮、翁绳金两同志的培养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詹逸群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努力从事革命工作，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和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团结广大青年和学生，为发展党的组织，吸收新鲜血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通过各种斗争的考验，在福州地区先后发展了先进分子何文锦、黄愿钿、林伟、何祥轻、薛祥云和张述义等同志入党，并在各个基础好的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尽管当时正处在白色恐怖中，危险会随时遇到，但为了追求真理，解放全人类，以致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从此，詹逸群同志一直接受党的委托，肩挑革命重担，历任中共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党支部书记，福、长、平(即福州、长乐、平坛)工委、学委委员，并领导过福州市各中学党支部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四七年春，因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福建城工部党组织领导人曾焕轮、翁绳金、张纬荣等同志研究决定：詹逸群同志在必要时可主动离开福州地区，向闽浙赣边区转移。
      因此，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保存革命力量，迷惑敌人，詹逸群同志按照地下党组织原定的计划，主动离开福州，向闽浙赣边区转移，最后定点到江西九江。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詹逸群同志按计划来到九江后，以青年学生的身份，考进了江西省立九江中学(以下简称九中即现一中)。詹逸群同志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机智和勇敢，很快地在九中站稳了脚跟。从此，詹逸群同志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以传播革命种子为使命，秘密宣传革命道理，暗中观察、分析、了解九中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逐步摸清并掌握了九中校内敌、友、我的全部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地团结进步同学，以交朋友的方式，首先结识了思想进步、有正义感、遇事敢坚持真理的同学，如李孟浔、丁盛发、邓主唐、程光华、汤奠民、袁学朗、马诚等为知心朋友，同时又以班长的身份，利用联系班内工作为理由，有意识地接近平时与学生关系好、思想比较进步、坚持真理、同情并关心学生疾苦的班主任韩谓访，教师苏惠贞等人，并巧妙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中国的前途，青年师生的理想等等，来激发他们由同情到具体支持学生运动。
      二、组织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九中一年一度的校庆日。该校校长缪正(系国民党的反动骨干分子)，在校庆大会上，向全校广大师生宣扬什么“戡乱救国”和“发扬三民主义”等等谰言，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和我共产党人，歪曲诬蔑我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抓住这一时机，我地下党员詹逸群同志秘密串联了进步同学中的骨干份子如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等人，首先试探他们对缪校长大会讲话的反映。他们一致对缪正的反动、恶毒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慨。然后再通过他们去进一步串联平时与他们各自要好的知心同学和朋友，作“连锁”式的启发，宣传说：我们光把气愤、不满压抑在内心是没有用的，应该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反动分子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政策和
      策略是党的生命。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地下斗争，任何疏忽与大意都会给地下党造成极大的错误和损失。对于如何迈出学运工作第一步，而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非常关键的。詹逸群同志与几个骨干分子研究再三，最后确定：以他担任学生膳委会工作的身份，以关心学生的生活为突破口，从怎样改善学校伙食条件为契机，引导已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学生，站稳立场，坚持真理，敢于向校内的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次斗争的具体行动是：学生公开推选“膳委会委员”和学生代表对学校总务处经管的学生食堂帐物进行清查。清查的结果，查出总务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克扣了学生膳食费两百多块银元。消息传出，全校上下为之哗然!此举对学校当局很有震动，全体同学深表义愤，广大教职员工表示支持，斗争初战告捷。
      为了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詹逸群同志立即召开了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最为积极的骨干份子碰头会，研究下步斗争计划和对策，并决定成立学生运动核心小组，由詹逸群、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汤奠民五人组成，领导下步学运工作。与此同时，大家一致意见向校长缪正提出正面交涉：
      1、要求把克扣学生的膳食费两百多银元全部交回膳委会，作为改善学生膳食之用；
      2、支持广大教职员工表示对学校总务处负责人(缪正的小舅子)不信任，要求清查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经费支用情况。
      校长缪正出于全校师生的强大压力，被迫接受了上述两点交涉。我们当即组织了力量，乘胜前进，又清查出总务处负责人把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费用等，被挪去用作套购黄金、银元，从中渔利，到发工资时又换成法币发给大家。清查的结果，更加轰动了全校。我们的斗争很快赢得了全校广大师生的赞尝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斗争为我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下一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
      通过上述两次公开而又合法的斗争，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为掀起学运高潮，推了波、助了浪。经验告诉我们，要领导学生运动，除了有党的正确领导之外，取得公开而合法的斗争阵地，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我们的主要力量在高一乙班，又称“非非班”，而学校的学生会是理想的斗争阵地，却掌握在高三学生手中，而且这些学生中，又多半是“三青团”的力量，这对我们要争夺的斗争阵地，开展学运工作是非常不利的。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对策，以发挥我们之所长，制服对方之不足。我们这个班的长处是：有地下党员的领导，进步学生和骨干力量很强，是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队伍，活动能力强的同学多，有打球的、演戏的，画画的，写文章的等等，是别的班级或年级都比不上的。高三学生中虽然“三青团”力量多，但他们是毕业班，大多数学生考虑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对学校内部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关心。因此，我们计划夺取学生会的控制权：鼓动进步学生并由骨干份子掌握，制造种种舆论，要求改选学生会。乘改选学生会之机，把我们要打入学生会的力量，安插进去，如蒋天杞、马诚等就是在改选中分别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常委的；很快我们又控制了学校墙报编辑、出版权。控制了墙报编辑、出版权，就等于控制了宣传阵地。于是，我们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公开而合法的阵地，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和讽刺性的文章，去打击敌人。例如推选进步老师韩谓访木刻刊头，刻了孙中山、蒋介石的木刻像放在前面作掩饰，而内容却是宣传“反内战”、“要和平”、“中学生的理想”、“中国的前途”和一些“抗丁”、“抗粮”、“抗税”为主题的讽刺性漫画和文章。
      搞文娱活动，演演戏什么的也是一种革命斗争方式。九中原有一个“剧社”，过去也是被高三学生所控制，通过斗争，我们也夺过来了。学校有演京剧的道具，邓立唐会唱京戏，韩老师会拉京胡，韩拉邓唱很搭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九中的校庆日，学校照常演戏以示庆祝。缪校长是个老顽固，他一定要同学们和往年一样演京戏；韩、邓是剧社的主要成员，他们从中反对，提出要演话剧，缪正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演话剧。我们又利用演话剧的机会，演出了讽刺性很强的“雷雨”、“升官图”和“裙带风”等进步话剧，有针对性地讽刺国民党的贪婪与腐败。
      九中学运在以詹逸群同志为首的“学运核心小组”领导下，经过几次斗争，已经初步掀起来了，但是这还很不够。为了配合“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要和平”等等斗争，必须扩大学运范围，打开学运局面；学运活动仅限于九中一个学校远远不够。于是詹逸群同志指定“学运核心小组”成员李孟浔、程光华等同学向校外打开学运局面，把学运活动推向各个中学；并在同文、济世、高工和县中，组织、开辟新的学运阵地。“五四”运动经验告诉我们，学运必须与工运相结合，才是革命胜利之本。因此，詹逸群同志又指示丁盛发以组织打球的名义，向当时九江唯一的一家大型工厂兴中纱厂渗透，待工作进行顺利和成功之后，就安排一批力量进工厂组织工人运动。
      通过李孟浔等“学运核心小组”成员的串联与发动，很快在光华中学和县中学生中掀起了学运高潮。他们利用学校克扣学生伙食作导火线，发动进步学生，培养骨干力量，推出以张大振(张建华)、江耀甫两同学为代表，搞“反饥饿”宣传，画出大幅讽刺漫画《人瘦猪肥》(寓意学生瘦、校长肥)，写标语揭露校方克扣学生口粮，把粮食拿去喂猪，不给学生吃饱等等，激怒全校学生用棍棒把学校养的猪全部打死，拿来改善学生的伙食，最后迫使校方改善学生的伙食。同时以反对“奴化教育”为重点，在济世中学以进步学生李文奇为首，发动部分学生反对法国天主教会把上《圣经》课列为必修课(校方还规定圣经课不及格不能升级)，学生对此极为头痛，提出口号：我们毕业后不当传教士，必修什么圣经课?全校学生一致响应，把上圣经课的老师(也是天主教堂的神甫)马崇道赶走了，迫使校方取消圣经课。
      以九中为核心，全市各中学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成为一体，只要有什么行动，都会此呼彼应。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争节节失败，大批反动军队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俘虏的俘虏，国民党手中的兵力大部损失殆尽，兵源严重缺乏，就变着花招，借用当年抗日时期“青年军”在缅甸的一点点名气，鼓吹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兵”来欺骗、蒙蔽青年和学生去参加什么“青年军”。为了揭穿敌人这一阴谋，我们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及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醒广大青年和学生(特别是学生)，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千万不要受骗上当，绝对不能去当敌人的炮灰等等。为了挫败敌人的招兵阴谋，我们有的进步同学直接站出来与极少数一时还未看清形势的学生进行辩论，如袁学朗与张绍龙辩论说：你要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我们参加共产党的人民军，在战场上相遇，你的枪口对准谁，张说，那时，我的枪口对着天。至此，辩论才告中断。最后说：你走吧，我们战场上见!
      通过“学运核心小组”成员和广大进步学生的大量工作与支持，终于挫败了敌人计划在青年学生中招募青年军的阴谋，全市青年学生中没有几个人被骗走。
      三、发展党员建立战斗堡垒
      以九中为核心的学生运动，经过地下党员詹逸群同志的精心组织与发动，并在学运中培养、锻炼与造就了一大批学运骨干份子。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战斗堡垒准备了干部，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一九四八年接近署期的时候，为了更有利于学运的深入进行，詹逸群同志根据当时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和自己所掌握的学运发展情况，陆续对经过学运斗争严格考验过的而又非常可靠的骨干份子，分别地、秘密地吐露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了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九江革命发展形势，并取得下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十月间，詹逸群同志带着在学运中表现最为坚定的骨干份子之一的李孟浔回福建找党组织和领导人曾焕轮、翁绳金(杨华)两同志。到福州后，首先到下杭路廿一号据点，找到了地下党员张述义同志，知道曾、翁两位领导人近期不在福州活动；于是由张述义同志出面，召集原由詹逸群同志领导的福州市各中学党支部负责人何文谟、张超、杨清奇等同志碰头，并在下杭路廿一号据点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詹逸群、张述义、何文谟、张超和杨清奇等同志，李孟浔也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詹逸群同志介绍九江学运情况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并建议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创建九江革命基地等。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必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并巩固革命基地。为了加强九江方面党的力量，这次会议还决定调张述义同志来九江协助工作。会议最后指定由张超同志设法把这次会议决定的内容和九江方面的工作情况一一向党组织和领导人作详细汇报。同年十一月间，詹逸群、张述义、李孟浔三人一行转道上海回九江。回九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进步青年和学生进行革命教育，根据进步青年学生中骨干份子的迫切要求，首先批准吸收李孟浔同志参加共产党。经过詹、张两同志碰头决定，就在李的家里，为李孟浔同志履行了入党手续。同时还决定成立九江中学党支部，詹逸群同志任支部书记，张、李任支部委员。
      中共九江中学党支部(不久即易名为中共九江支部)正式成立后，为了充实党的基层力量，扩大党的队伍，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由支部会议研究通过，先后发展了丁盛发、程光华、邓立唐、袁学朗、汤奠民、马诚、谭谈等十余名同志入党，为中共地下党正式成员。这些同志入党后，更加积极为党工作，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向九江市各中学学生和知识界以及青年进步教师等展开秘密串联活动，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和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并继续培养、寻找新的斗争积极份子为新的建党对象，以便进一步充实、扩大并巩固党的队伍，更好、更完善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张述义同志来九江后，因不是学生身份，不便在学生中公开活动，但又要开展工作，于是便以“商人”身份在九江开油店，一方面可以掩护其活动，另一方面还可借以筹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后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付诸实现。张述义同志在九江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支部决定其返回福州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九江革命斗争活动情况，请求上级党组织能派人来九江指导工作等等。同年十二月初、福建党组织派中共闽北地委城市临时工委付书记郑杰(化名林涛)同志来九江，郑、詹见面后，郑称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九江了解情况的，詹逸群同志当即向郑杰同志全面地汇报了九江革命活动情况以及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等等情况，并先后把邓立唐、丁盛发等同志介绍给郑杰同志认识，郑还与这些同志谈了话。郑杰同志对九江的革命活动及成绩，表示满意，并称他回福建后，要求党组织派几名干部来九江协助工作等。
      为了适应九江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九江支部于同年十二月中旬左右，在丁盛发同志家里，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参加扩大会的同志有詹逸群、张述义、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等人，会议由詹逸群同志主持。在这次扩大会上，与会同志对当前国民党的政局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及敌人越接近灭亡越是表现得疯狂挣扎等等，都作了如实地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全国的革命发展形势是大好的，这对我们当前的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不过我们面对着垂死挣扎的敌人，更加隐密、慎重。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我们还要加劲工作。但中共九江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力量，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为此，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设立四个机构：
      1、组织：由张述义、邓立唐两同志负责；
      2、宣传：由李孟浔、汤奠民两同志负责；
      3、交通联络：由丁盛发、程光华两同志负责；
      4、秘书后勤：由袁学朗、马诚两同志负责。
      中共九江支部组织机构确定后，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加快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同时还研究决定了如下事项：
      1、研究、审批发展新党员名单。经过这次会议研究，审批发展的新党员有：周继民、李文奇、张建华、吴沛霖(吴少臣)等十二人，至此先后一共审批、发展了三十余名正式党员。
      2、建立党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点。为了更加深入、扎实而又安全的开展革命活动，会议同时决定：必须建立几个可靠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点。除了原九中据点之外，在九江市区李孟浔家、丁盛发家、袁学朗家增设三个秘密据点；在市郊十里铺棗庐山脚一带蔡家湾蔡明德家设一武装据点，作为发展、建立游击武装的基地。这个据点很重要，所以支部特别决定负责组织工作的邓立唐同志兼管，谭谈同志具体负责。庐山中学据点由沈家仪同志负责。另外还设立了几个联络点：黄梅地区联络点由汤奠民同志负责；湖口地区联络点由李孟浔同志兼管；上饶地区联络点由程光华同志负责；南昌地区联络点由李祖遐同志负责。
      3、收集武器建立游击武装。首先是九中校内军训用的几十支步枪，若干箱弹药，以防止乡军官团抢粮、抢枪为理由，组织学生护粮的名义，把这批枪支全部掌握在地下党员和可靠学生手中，无形中形成了一支学生武装力量。其次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短武器，便于随身携带。例如通过沈家仪同志在庐山中学从国民党飞行员的胞弟手中，智取“白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余发；李祖遐同志在南昌家中偷取其父(伪政府科长)手枪一支，子弹十余发；另外还控制了校长缪正私有的手枪一支，子弹廿余发。
      为了搜集枪支，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有的甚至是不择手段，采取冒险行动。例如，有一次借与伪军警赛兰球的机会，有意识地与军警发生冲突，打警察，夺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何道贯等同学，险些被伪军警抓获。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计划将手中掌握和搜集来的长短枪支，把党员和部分可靠学生骨干武装起来，必要时撤驻十里铺棗庐山脚蔡家湾的武装据点，待命出发，上山打游击，从敌人后面配合解放军解放九江。
      九江解放后，这些武器全部交给市军管会接收去了。
      四、策动伪军起义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迅猛异常，这对组织学生运动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我们来说，客观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为大好形势服务；
      首先，支部充分研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动向，针对敌人内部矛盾和一股“赣人治赣，赶走了西德”的社会思潮，认为这是策动地方军反正的大好时机。于是支部确定策反对象为伪九江自卫大队和邻近四乡的伪自卫中、小队；争取方法是：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亲友关系，交知己，攀同学、老乡关系等等手段，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挖心战术”。如马诚同志利用与曾兆祥(在伪稽征处工作)是要好同学关系，再让曾串联他在伪县政府军事科工作的好友吴学宏(吴在当时还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经过多次做工作争取，吴表示愿意靠拢我们，进而由马诚同志亲自出面，分析解放战争形势，晓以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等等历害关系。吴学宏被争取过来后，又进一步掌握了吴与伪自卫大队长陈文彬有亲戚关系，我们又让吴去做争取陈的反正工作。由于对江解放大军压岸，国民党的穷途末路，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须要有新的选择，再加上我地下党的政策攻心，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等。结果陈文彬通过吴学宏向我们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控制，听从我们的指挥。从而稳定了九江地方军棗伪自卫大队数佰人的兵力，没有跟随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撤走，也未被解除武装，而是就地等待和平解放。
      其次，支部又委派邓立唐同志向南昌方向活动，命其去做他当伪军保安队队长父亲的说服工作，规劝其父看清形势，弃暗投明，宣传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等等，要其父在关键时刻，带兵起义，投向我们，千万不能跟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到底。
      第三，为了加强十里铺棗庐山脚蔡家湾武装据点的工作，工委指派邓立唐同志前往主持这个据点所辖范围的全面工作(包括发展党员、收集武器、建立武装、策动伪乡镇人员和自卫队起义等)，谭谈协助其工作。邓立唐主持这个据点的工作期间，其工作重点是：“在工委直接领导下，发展组织，建立游击武装；争取伪军起义，迎接解放大军过江。”应当明确指出，邓立唐同志在这段工作期间，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发展了一批党员，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把这个武装据点建得更加牢固可靠和绝对安全，势必要把据点周围的伪乡镇人员和自卫武装，全部争取过来，为我所控，为我所用。为此，工委指示地下党员，吴沛霖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渠道，反复策动，很好地完成了对附近两个乡的主要人员和自卫武装的策反工作，例如通过一个争取过来的伪乡长范鹤亭(人称范桶儿)和范的胞弟(掌握乡自卫队武装)控制了这个乡的自卫武装，并且还为我地下党活动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费。
      另外，黄梅地区的联络点，通过汤奠民同志的策动结果，该地的一个自卫中队后来也投向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
      九江支部对策动地方军棗伪自卫大队及其各地中队、小队起义的政策和策略是：经过策反成功之后，既要掌握、控制他们的实力，为我们所用，听我们指挥，但又不令其轻易地举旗异帜，公开宣布起义，以免遭到国民党反动正规军的镇压，其结果不仅仅是起义武装会被全部消灭，而且也会暴露我地下党的目标。因此，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方面牢牢控制这些武装，等待需要动用时再动用；另一方面经常可以从这些武装的上层那里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例如临近九江解放时，一批在乡伪军官团的人，计划抢九中学生手中的军训枪支和粮食的情报，就是他们提供的。由于我们事先得到了情报，争取主动，采取了预防措施，敌人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总之，这批倒向我们的武装力量，虽未公开宣布起义，实际上已被我牢牢控制在手，这对瓦解敌人的斗志，提供情报，稳定人心、军心，维持地方治安和秩序等等，都起了不少的作用。
      除了采取伪地方军和部份伪乡镇人员倒向我们之外，我们的许多地下党员还从多方面团结、争取其他反蒋拥共的民主革命力量，以结成强大的革命大同盟。但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太快，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加上我们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非常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没有能够与其他民主革命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想起来，实为憾事。
      五、迎接解放大军过江
      为了密切配合解放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工委领导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九江城的工作。
      1、工委指定袁学朗同志利用他家开华胜印刷店的有利条件，赶印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材料，散发给市民，起到了阵前宣传鼓动作用。另外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以《中共闽浙赣边区工作委员会九江分会》的名义，刻制了公章，并印有负责人李杰(即詹逸群)的证件---即“白布条”，发给大部份党员和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工作，证明身份之用。
      2、利用袁学朗同志家正好对着国民党特务活动据占棗“励志社”这一有利地形，在袁家二楼设一观察哨，并弄来了一架望远镜，随时观察、监视敌人逃跑时可能作那些特殊布置任务。
      3、为了有利地迎接解放大军过江，工委还召开了扩大会议，具体任务：委派汤奠民、谭谈两同志过江，前往黄梅县与蔡琼同志接头，并通过蔡琼同志与解放军接上联系，汇报了九江市及附近郊区的全面情况，随后还陪同解放军渡江部队，一道进入九江市。另外又派李孟浔同志去湖口找解放军汇报九江情况。自从广西部队撤离九江之后，上起瑞昌码头，下至湖口渡口的百里江防，全由陈文彬的自卫大队接防。从表面上看，江面仍是全面封锁的，过江船只全由自卫队大队部控制着。我们派往江北和过湖口的船只，都是通过吴学宏的关系安排的。
      4、为了制造迎接解放军进九江时有种热烈的气氛和场面，工委布置马诚、曾兆祥等同志赶写大幅标语、口号，准备在解放军进九江的头天晚上，贴满大街小巷。
      5、九江解放了，工委在九江市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一批党员骨干份子，协助军管会接管各中学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七月，市军管会在同文中学(即现二中)主办九江解放后的第一期署期学习班。我工委成员和绝大多数地下党员都参加学习班学习，接受新思想、新教育。学习班结束后，有的同志仍回原学校继续读书，成为新学校学生会的干部，如李孟浔同志担任光华中学学生会主席、市学联宣传部长、市各届代表大会的学生代表；马诚同志担任九中学生会常委、市各届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多数同志都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自此往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给我九江工委和全体地下党党员，铸成了极大的历史冤案。
      无情的岁月，无止尽的审查，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当年地下党党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得到恢复，极左路线和政策得到纠正，我们这批地下党党员，才陆续地恢复党籍、承认党龄。
      春天，对我们来说，来得太晚了。我等的大好革命青春，没有机会为党作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作出的贡献。不过，春天总还是春天!